在前兩篇的討論中，我們先後看見了美國與日本在身心障礙平權上的不同模式。美國透過 ADA 建立明確的法律框架，輔以 NGO 倡議與企業內部的合理調整，展現出「司法與制度」並行的力量；日本則藉由雇用配額制與政府支持的就業輔導網絡，讓企業在遵守法規的同時，逐步培養包容文化，體現「會社與社會」的相互支撐。這兩國的案例說明了文化與制度如何深刻影響平權進程。
來到歐洲的英國，情況則截然不同。這裡既有《平等法》這樣嚴謹的法律基礎，也有 NGO 草根運動透過街頭抗爭與政策監督形成的強烈能量。英國的故事，將帶我們看到另一種由制度與社會行動交織而成的平權圖景。
《2010 年平等法》｜砌起高牆是為了樹立燈塔
英國的身心障礙政策以《2010 年平等法》（Equality Act 2010）為核心，涵蓋工作、教育、服務等領域，禁止直接與間接歧視，並要求提供合理調整。這部法律將身心障礙視為平等議題的一環，與性別、種族等並列，確立了制度化的反歧視框架。近年政府計畫設立「同工同酬審查機構」，專責處理身心障礙與種族的薪酬差距；但同時針對個人獨立支付（PIP）福利的改革，卻引來 NGO 批評，認為削減資格與給付會加劇弱勢處境。
Disability Rights UK 與 DPAC｜星火遠比太陽灼熱
英國 NGO 的能量在國際間，頗具代表性。Disability Rights UK 致力於政策倡議、資訊諮詢，並管理全國無障礙廁所「Radar Key」系統，使身心障礙者可持專用鑰匙使用特定設施。Mencap 專注於學習障礙者的權益，推動 supported employment（支持就業）與 supported living（支持生活）。DPAC（Disabled People Against Cuts）則透過街頭抗爭、社交媒體運動與公民不服從行動，反對福利削減與公共服務縮減。
企業的「身心障礙薪酬差距」難題｜踰越是先鋒者的天職
企業層面，英國仍面臨「身心障礙薪酬差距」（disability pay gap）與創業融資障礙。研究指出，身心障礙員工平均時薪比非身心障礙者低 12.7%，相當於一年多工作 54 天卻無酬，且常面臨額外生活成本壓力。雖然一些企業已嘗試導入薪酬透明化與無障礙招聘流程，但 NGO 呼籲仍需更嚴格的監管與稅務誘因，才能真正縮小落差。
綜觀美國、日本與英國三種模式，我們看到法律、制度、企業責任與 NGO 監督如何在不同文化中交織成形。對台灣而言，未來唯有同時強化法制、落實企業責任，並支持 NGO 的參與，才能讓共融之路走得更穩、更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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